陈芝廷已经七十三岁了，他说今年是他的一个坎。
他的身体没有出现问题，远离了政治的尔虞我诈，这些年修身养性，反而更健康了。
他不是一个强硬的人，当年跟朱敬伦的政治斗争，也主要出自于执政理念的不和，而不是对权力的争斗，所以最后他被朱敬伦排挤出官场，他并不恨这个皇帝，相反，他自始至终坚信这个皇帝是一个千古名君，生在这个时代，成为这个人的臣子，是一件幸事。
试问，哪朝哪代的皇帝，敢像这个皇帝一样，将农民的赋税全都免除，哪个皇帝会为了救灾而亲自耕田。
道德上，朱敬伦是无可挑剔的，他不崇尚享乐，他的皇宫比不上洪秀全的天王宫，比不上清廷的紫禁城，甚至就是江南一些豪门的私家园林都比朱敬伦的皇宫豪奢。
心胸上，朱敬伦也是无可挑剔，他有容人之量，当年即便无法容忍陈芝廷的时候，也是主动逼他离开，没有通过任何流血的方式发动政变。平时除了个别施政之外，能将国事全部托付给文官，这在宋朝之后的中国，已经消失很久了。
能力上，朱敬伦更是无可挑剔，当年朱敬伦用一句“陈芝廷来当皇帝，我当首相”的话逼陈芝廷辞官，但这句话本身，陈芝廷甚至认为很合理。他真的认为自己的能力，根本就比不上皇帝。
所以他辞官回家之后，并不恨皇帝，但他有遗憾。他无法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孑然一身，他看到了太多跟他观念不一样的变化，这让他很忧虑，他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但陈芝廷也没有干预朝政，他是有这个影响力的，从尚书令上退下来后，他就成了乡下的名望，传统乡贤文化下，他是当地当之无愧的乡村士大夫领袖。
多次公局请他出任局总，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进入了公局，原本是配合地方官府的公局，很可能凌驾于当地县衙之上，他这个局总的话，恐怕比当地县令的还要好使，这是给官府惹麻烦，最后官府跟公局关系会变差，改变现在的合作局面，开始争斗。
这些潜在危险，他一个做了几十年尚书令的人还是看的出来的，所以他安安分分在乡村做一些事情，做的最多的，就是改善乡村教育，发动当地士大夫搞一些善事，他捐出了很多俸禄，给新安县修了很多条路，修缮了不少学堂，甚至还当了一年的乡村教师，但发现很多百姓将孩子想方设法转入他所在的乡村学校后，他就辞任了。
本以为自己会就此终老，可没想到皇帝又召见他，陈芝廷心中一团火焰再次燃了起来。
他有太多的问题想告诉皇帝了，他有太多的观念想要表达了，他甚至觉得，如今的国家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而最大的错误，就是教育。
坐着火车到了南京后，陈芝廷顾不得鞍马劳顿，第一时间进宫拜会皇帝，将自己的担忧一股脑的道了出来。
“陛下，我们的学堂，书本它都歪了。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
朱敬伦点点头，他赫然发现，陈芝廷所说的这些道理，跟以前又有所不同了，以前的陈芝廷是不可能关心这些的，不是没有爱民的意识，而是当时是以国为重，当时面对的是西方列强侵凌的压力，但是必须增强国力。
现在这些压力已经解除，中国自身就已经是一个列强，不但不用惧怕西方列强的侵略，还能跟西方列强一起参与瓜分世界，所以救国的危机感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陈芝廷坚持的，不是救国，而是救民。
但陈芝廷有些偏颇了，人口往城市流动，这不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种经济规律，工业化必然伴随城市化，如果教育有这种问题，也只是适应了工业化的需求而已。中国传统文化是基于乡村的农业文化，显然在看到人都向往城市，向往奢华和享乐的时候，士大夫阶层会变得忧虑，会觉得百姓失去了淳朴的心态。
种粮吃饭，种棉穿衣，这是传统的男耕女织文化，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这本就是工业时代专业化分工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工业化的结果确实是让农村“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因为资源在往城市聚集，即便给农民免税了，城市的工商业还是可以通过贸易，将成本转嫁回农村，农业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这本就是一种经济现象。
十多年没见，陈芝廷的观念不但没有改变，长期留在农村，反而让他变得更加保守了。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颗为民请命的心没变，重要的是他士大夫的精神没有消退。
政治上用保守派并不是什么大的错误，西方国家的保守党实力强大，也没见西方衰败。
所以朱敬伦不关心陈芝廷的思想问题。
反而问道：“陈大人，身子骨可还康健？”
陈芝廷道：“谢陛下挂念，草民吃得饱，睡的足，且能活些年呢。”
在家乡的时候，他常跟他感叹说他老了，在朱敬伦面前，他却要表现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状态。
朱敬伦笑了笑：“那就好。我还担心陈大人年事已高，不能出山了呢。”
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