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与忘形（3）
这两位政治家的幸与不幸，也就在这里分晓了。
苻坚得王猛，自比刘备得诸葛亮。“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长吏席宝，数谮毁之。（苻）坚大怒，黜腾、宝，尔后上下咸服，莫有敢言”。然后，“迁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猛频表累让，坚竟不许。又转司徒，录尚书事，余如故，猛辞以无功不拜”。于是，“军还，以功进封清河郡侯，赐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马百匹，车十乘，猛上书固辞不受”。在政绩上，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一直到他病重的最后时刻，“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宜渐除之。’”终其一生，以文明来遏制野蛮，给自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拓跋焘对于崔浩的宠遇，不亚于苻坚对于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样拒谢，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以赏谋谟之功。世祖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信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世祖指浩而示之曰：‘汝曹视此人细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藏，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志，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
一个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后的忘形。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政。尝荐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哪怕太子晃很不满意，他“固争而遣之”，别人替他担忧：“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果然，太子晃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众议，出浩以公归第。”
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利益集团的总代表。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容纳非本集团的人，予以重任，甚至压制本集团的反抗，使其为自己效力。但是，这个被使用的人，忘记了是吃几碗干饭的，得意加之忘形，严重触犯了这个利益集团，还不知道利害的话，那就该死到临头了。
《晋书？阮籍传》：“（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看来，“得意忘形”这一词语，或由此而来。它本是对文人狂狷放浪的形容，并无恶意。不知为什么，后来这四个字就多用作贬义词了。可能文人很像一个太浅的瓶子，装不进多少得意，经常要溢出来，这就是忘乎所以。于是，最初用此词的一些赞赏的意思，便被彻底扬弃。现在，要说一个作家很得意，仅这两个字，还可能带有一点中性色彩；要说谁得意忘形的话，十之###，是被大家所不屑、不齿的小人，或者浅薄之徒了。
仔细分析，这个词含有两层意思：得意，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忘形，则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得意，是自我心理上的满足，哪怕不得意的自以为得意，或别人管不着的暗中得意，与外界无碍。但忘形，或手舞足蹈，或情不自禁，或张扬卖弄，或无耻癫狂，影响到大家，就会遭到物议了。
如果崔浩清醒，那就赶紧收敛，还来得及。但他已经太忘形了，罔顾一切，就不可救药了。其实他提倡道教，攻讦佛教，已惹众怒。他阻止拓跋嗣南征刘宋，支持攻打蠕蠕和赫连昌部落，也使将领反感。他主张恢复门阀制度，与鲜卑贵族分庭抗礼，经营官僚姻亲集团把持权力，都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个陷入困境的崔浩，还自我感觉良好，在编撰北魏《国史》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北魏第一文臣，将拓跋氏这个野蛮民族的全部历史，包括秽行丑闻，恶风污俗，“务从实录，以彰直笔，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洋洋自得。且刻在大石碑上，立于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通衢大道上，“往来见者咸以为笑，北人无不忿恚，相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得意与忘形（4）
碧落黄泉，这个得意忘形的崔浩，路便走到头了。其实在作家中，也有类似的人物。还记得在“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即使坐在沙发上，也是四肢展开，呈“大”字形的张狂，眼睛抬得很高，凡人不理，谁也不在他的话下，连地球也看扁了。等到大难临头，灾祸迭生，风云莫测，吉凶未卜时，便魂飞魄散，六神无主，瑟缩发抖，惶惶然不可终日；请他坐在沙发上，也只敢欠着半边p股。
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因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节制，失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要牢记的一点是：野蛮，固然是野蛮人的特性，但文明人有时野蛮起来，甚至比食人生番还起劲。
崔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