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英格曼神父分析自己是否发生过刹那的听觉迷乱时，隔着半个地狱般的南京城，那位日本少佐也在想他昨夜听到的一声柔嫩叫喊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这样写少佐当然是武断的，凭空想象的。不过根据他这天下午就要付诸的行动，我觉得我对少佐的心理揣摩还是有些依据。在那个年轻的教堂厨师被子弹打中倒地，少佐听见了一声少女的叫喊。很年轻的声音，r臭未干。接下去少佐听了搜索阁楼的士兵的报告，说阁楼是个集体闺房。离开教堂后，他把那声叫喊和十几个铺位、十几套黑色水手礼服裙联想起来，怀疑那十几个女孩子就藏在教堂里。少佐想象十几个穿着黑呢子水手裙的少女，她们皮肤在手掌上留下的手感一定就像昂贵的鲜河豚在嘴唇和舌头上留下的口感，值得为之死。他r体深处被吊起的馋欲使他大受煎熬。少佐和大部分日本男人一样，有着病态的娈童癖，对女童和年轻女子之间的女性怀有古老的、罪恶的慕恋。少佐把那声似有若无的叫喊想成她奉出chū_yè的叫喊，越想越迷醉。那声叫喊是整个血腥事件中的一朵玫瑰。假如这病态、罪恶的情c有万分之一是美妙的，假如没有战争，这万分之一的美妙会是男人心底那永不得抒发的黑暗诗意。但战争使它不同了，那病态诗意在少佐和他的男同胞身心内立刻化为施虐的渴望。作为战胜者，若不去占有敌国女人，就不算完全的战胜，而占有敌国女人最重要的是占有敌国女性中最美的成分——那些少女们。所以少佐要完成他最后的占领，占有敌国少女，占有她们的chū_yè。
我想少佐大概花费了大半天工夫才寻找到那盆圣诞红。他打算带着圣诞礼物，带着花，以另一种姿态去按响威尔逊教堂的门铃，有了一盆圣诞红，他就不再是昨夜那个执行军务不得已当了屠夫的占领军官了。
先让英格曼神父去和安全区领导们商讨如何把女学生们偷运出教堂的乏味枯燥的细节吧。也让少佐去上天入地地寻找他认为下午行动必不可缺的圣诞红吧。我还要回到教堂墓园，这是早上七点一刻左右，英格曼神父刚刚出门。
秦淮河的女人们和女孩们都离开了，只有玉墨一人还站在戴涛的墓前。
法比回过头，调整一下胳膊上的绷带说：“走吧，像要下雨了。”
玉墨用手背在脸上蹭一下，动作很小，不希望法比看见她在擦泪。
法比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见玉墨没有走的意思，又回来，一边说：“赶紧回去，外头不安全。”
玉墨回过头，两只大眼哭小了，哭红了，跟鼻头在小小的苍白脸上形成三点红。她现在不仅不好看，还有点丑。但法比觉得她那么动人。他还看到她这二十五岁错过的千万个做女教师、女秘书、少乃乃、贵妇人的可能性。但他现在相信正因为她没有了那千万个幸运的可能性而格外动人。那被错过的千万个可能性之一，是二十多岁的法比刚从美国回来，偶遇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正要被卖进堂子，法比拿出全部的积蓄付给了出售小姑娘的男人。那小姑娘告诉法比，她叫赵玉墨。这是他和她共同错过的可能性。
因此法比此刻问她：“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大概还有吧。”她心不在焉地说，“问这个做什么？”
“怕万一有什么事情……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失去联系了，我还能找到你家里人。”
“怕万一我死了？”玉墨惨笑一下，“对我家里人来说，我死了跟我活着没什么两样。”
法比不说话了，肩上的枪伤疼得紧一阵、慢一阵。
“他们只要有大烟抽就行。几个姐妹够他们卖卖，买烟土的。”
“你有几个姐妹？”
“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妈没抽大烟的时候，我也不比那些女学生差，也上过好学校，我上过一年教会学校。”
她把父亲怎么把她抵押给她堂叔，堂婶最终怎么把她卖到南京的少年时代简单地叙述一遍。无比家常地、自己都觉得过分平淡无趣地讲述着。讲到那把小剪刀让她遭到的羞辱和屈打，讲到小剪刀让她切齿立志：哪怕就是用这下贱营生，她也要出人头地。
这时法比和她已坐在教堂大厅里，做完安魂弥撒的焚香和蜡烛气味尚未消散。
玉墨在最前面一排椅子上坐下来，顺手拿起为教徒准备的《圣经》，尖刻地笑笑。她是在尖刻自己。
法比因为将就枪伤的疼痛，僵着半边身体站在她对面。她对他讲这么多，让他有点尴尬，有点愧不敢当，他又不是她的忏悔神父，她也不是忏悔的教徒。对于常常独处的法比，把过多地了解他人底细看成负担，让他不适。或许叫玉墨的这个女人在做某种不祥的准备。
她突然话锋一转：“副神父您呢？”她想知道他的底细，用底细换底细。
不知怎么一来，法比开讲了。他把自己的父母怎样将他留在中国，他的养父和阿婆怎样养大他的过程讲给她听。法比一边讲一边想，似乎从来没人要听他的故事，没有人像赵玉墨这样倾心地听他讲述。对这样的倾心聆听，法比突然暴发了倾诉欲；一些情节已讲过了，他又回过头去补充细节。他认为他讲的那些细节一定生动之极，因为赵玉墨的眼睛和脸那么入神。他说到去美国见到一大群血缘亲属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