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件讲的是信息的问题。信息的问题更多是互联网公司的问题。我们做的是管道，就是传输信息的管道。甚至我们做的不是管道，仅仅是做管道的铁皮。自来水污染了，应该去找水厂，不应该怨铁皮。《回声报》/k：你们是否有点像思科？任：我们和思科还不一样。思科要比我们先进。全世界走向atm技术模式时，唯有思科走的是ip模式。结果我们全部都走错了，就思科走对了。思科就站在全世界的前面，领先了世界。我们现在还创建不到这么高水平，因为我们还在走向ip的路上，在这条路上的创造能力还不如思科。《观点报》/guillau：您刚才提到您年轻时是从书里了解世界的，都有哪些书？华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怎样？如果华为在某些国家的发展遇到困难，中美两国政府双边谈判时是否会谈到华为？任：第一点看了哪些书我确实是不能回答出来。我实际上是个宅男，我没有其他生活爱好，下班就回家，不是读书就是看电视、看纪录片、上网。我的阅读速度非常快，书读得很多，不知哪本书影响了我、哪件事影响了我、思想是怎么生成的。我脑袋里的想法我也找不到源头在哪儿。我们公司是个无足轻重的公司。我们在美国的销售额就是10亿美金左右，中国的出口可是几万亿美金。中国政府更多关心的是这个大数目对他们的影响。中国政府更多的关心是就业问题，大众的问题。我们本身是个民营企业，不具有什么高度的政治地位。如果中美两国的关系，华为夹在中间产生影响的话，很难办，影响两国的交往不值得。所以我们决定退出美国市场，不再夹在中间。我们现在从美国市场退出来以后发展也挺好的。但是我们的手机在美国是有很好的销售的。不能说美国手机也有安全问题吧？因为软件是美国的，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操作系统。所以我们做些合理的事情，放在合理的位置上，不去影响整个世界。《世界报》/pande：和您同一代的创业家很多以美国的韦尔奇为管理典范，您是否受到他的影响？任：我没有受到他的任何影响，因为我不了解韦尔奇。我们学的方法是ib教会了我们怎么爬树，我们爬到树上就摘到了苹果。我们的老师主要是ibm。《回声报》/david?barroux：法国和欧洲越来越有保护主义呼声崛起，特别是针对中国、针对电信企业，您是否担忧？对华为是否有影响？任：我对任何一种保护都不担忧。谁也阻挡不了这个社会变成信息社会。信息流的增长速度，非常非常快，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当流量越来越大时，主要是看谁有解决疏导这些流量的能力问题。我认为只要有流量就有希望。当前在疏导流量方面华为的能力是强的。所以你愿意不愿意，可能都要采用华为的设备。我们不能保证别的企业以后不会超过华为。我们在组织上变革就是要使华为的人永远保持青春活力，保持和新兴的公司竞争的能力。《观点报》/guillau：您这次来是准备要见法国数字经济部部长、工业部部长、奥朗德总统？任：我这次来没有奢望见总统。见了工业部长和外交部长，我已经很兴奋了。我们在法国的发展，未来将新增三个研究所：第一个是美学，研究所关注于色彩学，法国在色彩学上的积淀可以帮助华为的产品改变形象。第二个是数学研究所，未来的数字世界流的数据大得不可想象，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大的流量的。自来水在管道里面分子是一样的，从这个支路到那个支路流动的都是水。巴黎的自来水管网就非常复杂了。而在信息管道里面流的每一个分子都不一样，而且每个分子必须准确流到他想去的地方。如果，这个信息流比自来水大千亿倍，信息管道比太平洋还粗，怎么办。我们就打算在数学领域加大投资，用数学的办法来解决这样一个大流量下的管理办法。我们十几年前在莫斯科投资了一个数学所，数十名数学家帮助华为的无线发展成为全球一流，也使华为从落后公司变成世界先进公司。我们觉得面对未来的大数据业务，数学能力支持不够，因此想在法国成立一个大的数学所，希望能解决大数据的问题。第三个是芯片设计中心，现在芯片技术美国最发达，我们在设计水平上已经达到了美国水平。我们想继续加大芯片投资，改变我们的落后状况。《世界报》/pande：您一生为人低调，媒体见得不多，为什么今天您这样做了？而且选择在法国？任：我一贯不是低调的人，否则不可能领导十几万华为人。在家我平时都和小孩一起疯。家里读书的小孩经常和我聊天，我很乐意夸夸其谈。我并不是外面媒体描述的低调的人。我很重视中欧关系的解决，华为和欧盟关系的解决。我在英国等很多国家都会见过媒体。法国代表处老是叫苦，说你不出来见媒体我们不好做工作。我就说，有空我们就见见，只要你们不歪曲报道，我们就是朋友，以后有空可以一起喝下午茶。如果你们专门盯住我讲错哪一点呢，那么下午茶时我就会老老实实地、规规矩矩地呆坐在那儿，就不会像小孩打打闹闹那么随便。法国是个浪漫的国家，为什么不只看我的主流，忽略细节，一起浪漫呢？我今天的飞机马上要飞罗马尼亚，所以不能和大家多聊了。欢迎大家今后到公司去。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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